子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请问孔子曾有何“大过”？

南子（唉！）

子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夫子这句话记载在《论说·述而》里，意思是借给我几年，能让我在五十岁的时候就研读《周易》，那么我就不会有大者之过了。这里强调一下，“大过”的古义并不是指特别严重的过失，而是指大者之过。《易·大过卦·彖传》曰:“大过，大者过也。”所谓“大者”，应该是指涉及社会伦理道德层面的公事方面。而相对应的“小过”，则应该是指仅涉及个人的私事方面。这从《大过卦》和《小过卦》的《象辞》中就能看出来。《大过卦·象辞》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而《小过卦·象辞》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那么“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是涉及社会矛盾和君子道德修养层面的表现，而“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则是涉及个人层面的私事。

话题还是回到孔子的这句话上。从孔子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几点判断:①孔子说这话时，正在专研《周易》，而且对《易》已深有体会，恨读之迟矣；②孔子在五十岁之前是没有下功专研过《周易》的，对《易》理知之甚少；③由于不通《易》理，孔子在五十岁之后是有大者之过的；④孔子晚年极度推崇《易》学，深感自己这种大者之过与《易》理是相违背的。那么，孔子所谓的“大过”到底是指什么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先要弄清几个时间节点。首先可以肯定，孔子习《易》是在晚年，具体讲就是在周游列国结束之后。《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晚年习《易》，已自感有生之年来日不多，于是废寝忘食，读《易》而“韦编三绝”，实乃与时间赛跑。即使这样，也是在深究《易》理的基础上，已无更多时间用于著述，使《易》理大白于天下。结果也确实是这样，孔子仅著《十翼》，粗线条地对《易》进行了概述，而没有深入地对64卦进行详细阐述。故孔子无奈地感叹:“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再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孔子周游列国的起始时间。据史料及各种记载，孔子是在55岁时开始离开鲁国率弟子周游列国的，先后经历共计14年之久。周游列国返鲁时，孔子算来已是69岁高龄，直到73岁去世，发奋习《易》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是4年多。故孔子晚年常把“假我数年”挂在嘴边，以期能“于《易》则彬彬矣”。唔呼!天不假圣人之年，万世之憾哉!

话至此处，我想大家应该得出一个结论，孔子所谓“大过”，就是指率弟子周游列国这件事。周游列国这件事，前后经历14年之久而无什么结果，却耗费了孔子毕生中最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乃至晚年整理文化典籍，尤其是习《易》时间不足，徒增“假我数年”的叹呼。这还是次其，更重要的是周游列国、劝复周礼这件事本身就有问题，孔子晚年习《易》后应该是深有体会，所以才发出“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感叹。

孔子所处的年代，是在春秋后期，当时周室衰微，诸侯争霸，王道尽弃，礼乐崩坏，奴隶社会已走到历史的尽头，新的生产关系已开始萌芽。危墙不可扶，败果已难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孔子打着“恢复周礼”的旗号，周游列国而推行王道主张，无疑是在开历史倒车。试想，当时的大国都在忙着争霸，小国都在忙着依附自保，周王室已衰微到力量不及一小国，并无多大影响力，又谁会奉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王道？孔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与其所奉行的“中庸之道”实质是背道而弃，白白浪费14年的大好时光，故言“大过”一点不为过矣。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是一种不适时宜，偏执一端的非中庸思想。孔子周游列国而劝说诸侯，梦复周礼于争霸时代，这正如夏初伯益之事。过去选贤任能的禅让制虽然被大家所推崇，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王权世袭制必然代替禅让制，这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人力不可阻挡。伯益不甘于禅让制被破坏，极力反对夏启世袭王位，结果被夏启所杀。有扈氏更是起兵反对，夏启乃以“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的罪行予以剿绝。《淮南子》说:“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有扈氏败亡的原因就是只知墨守旧“义”，而不能顺应时“宜”。孔子梦复周礼，同样不适时宜也。

孔子周游列国最狼狈的时候，就是困于陈蔡之间。当时野居绝粮而不得行，随从弟子大多对周游列国之行产生怀疑，甚至绝望，然孔子仍不为所动，固执己见。孔子设题问于弟子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当时子贡的回答是“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对子贡的回答很不满意，认为子贡志向不够远大，说:“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颜回的回答是:“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颜回的回答把孔子感动得一塌糊涂。以笔者愚见，颜回的回答虽然深得夫子之心，却并不能解决问题，好听而无用。惟子贡见解，既肯定夫子之道，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实际更符合中庸之道。夫子之道虽至大，却已不合时宜，惟结合当时现实“少贬焉”，以求推而行之，有益于社会，岂不更好？世上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直道，即使现在的高速路，也还是多有弯曲。我想孔子习《易》后是悟到了这一点，所谓“曲成万物”是也。故孔子会说出“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也。”

《周易》讲变化之道，变化是绝对的。世界万物不可能一成不变，永远停留在某一阶段，而是不断变化的。《周易》是典型的辩证法思维。唯辩证法乃是科学的方法论，用发展、变化的方法看问题才是大智慧。孔子晚年喜《易》，读之而“韦编三绝”，悟《易》后思想豁然开朗。这正是遭受重大挫折后才忽然发现了指路明灯的感觉。习《易》之后的孔子，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升华，由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的境界，这样孔子才会自豪地说:“吾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不逾矩”者，即“无大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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