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何者更有未来？

3.人本主义与智者学派的教育

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人在理智上和精神上获得了气势磅礴和蓬勃向上的发展，科学文化挣脱了过去孤斋独树、闭关自守的学派枷锁，走上了轰轰烈烈的社会舞台。从而推进了希腊科学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希腊人已成熟起来，并进入了成年时期。这时他们的务实精神更为突出，极其需要科学来解答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在这种大气候之下，出现了种种理智力量的火热竞争，而在这种竞争中有一种思想得到普遍承认：在各行各业中。有知识的人最有能力，最有价值，最能获得成功。于是，从上到下，人们都怀着饥渴的心情和炽热的欲望，想把文化科学知识据为己有。特别是在当时，对于一个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来说，家庭出身、文化习俗、个人品格的优越等，已不如前实用了。民主政治生活要求人们有较高的智力水平和理论修养。这种新的文化趋势。没有一个地方象雅典那样蓬勃发展；而且在雅典，那富丽堂皇、宏伟壮观的文化设施（例如园型剧场）、那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文化娱乐活动（例如享受津贴补助的戏剧活动），以及那形式多样，以智育为主、日益繁荣的教育，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些求知的欲望。

需求招徐供应。希腊世界各地的学者，即智者都云集雅典。智者，原意为“哲人”或“智慧的人”，是公元前5世纪出现的希腊职业教师，并形成智者学派。

智者学派在雅典这类民主制城邦最有用武之地。因为民主政体首先要求政治家们有作公开演讲的能力；那些立志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青年人，为参加政治生活做准备特别需要智者们的教诲。对于一般公民，也有掌握辩术的必要经。这主要是出于打官司的需要。当时雅典实行民主政治，起诉者与被告，都是亲自出席法庭，而不是由职业律师出庭。这样，胜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演说时能打动听众的技巧。这种在法庭上能获胜的演说技巧，可以从智者那里学到。与此同时，智者们的教诲也越来越集中在这个目的上。因此，学者成为辩术教师。

智者们广收门徒，向青年学生讲授雄辩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创立并系统地传授文法学、修辞学和哲学，从而奠定了“三艺”。他们除了向学生讲授“三艺”之外，还向学生传授天文、地理和自然科学诸科知识。他们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演讲和练习，即演说和辩论的练习。

他们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一个人要达到智慧、勇敢、辩才和道德完善的境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天禀，另一个是孜孜不倦地学习；二是任何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从幼年开始刻苦练习，并持之以恒；三是道德的修养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练习，人们应摒绝一切不良事物的影响，并进行坚韧不拔地努力奋斗，四是学到本领后，必须为正义事业效力，否则，功夫越深，人变得越坏。

智者学派开拓了一个新时代。“从前在科学的眼前总浮现着自然知识这个目标，但是在上述情况下他们看不到这个目标了。他们最多不过以尽可能文雅、尽可能令人喜悦的形式表达出转手的学说。而他们自己的研究，如果不拘泥于成规，就必然指向人的思维和意志（在公开演讲中必须决定和控制的正是此种思维活动和意志活动），也必然指向他们彼此争论、彼此坚持自身权利的态度上。就这样，希腊科学从木质上说，走上了人类学的道路，或者走上了主体性的道路：研究人们的内心活动，研究人们的观念力和意志力”等。

然而，当智者学派的活动面临人类思维和意志的多面性时，当辩术教师提出说服术，寻求着每种意见都可能借以取胜，每个目的都可能借以取得成就的道路时，在他们面前便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有自认为是必然的、能防御别人的个人意见和目的，除了这些个人的意见和目的以外，是否还存在任何本身正确和真实的东西？

因此，当智者学派不断完善着他们必须讲授的表达、证明、反驳等形式的技巧时，人的观念和目的的相对性就以如此压倒一切的优势清楚地呈现在他们的意识里，以致他们否认了在理论领域以及在实践领域里存在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真理，从而使他们陷入了怀疑论。例如，他们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人本主义哲学命题，被人理解为指的是每个人都是万物的尺度，于是当人们意见分歧时，就没有可依据的客观真理来判定哪个对，哪个不对了。可见，这一哲学命题在本质上是怀疑主义的。

如果说智者学派这种人本主义的怀疑论在早期还是个“真正的科学理论”，对推动雅典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到后来，这种理论就变成智者学派的一种轻佻的游戏。这时，智者学派洋洋自得于诡计多端的狡辩，使自己成为肆无忌惮的、破坏公共生活秩序的不良倾向的喉舌。因而，这部分人就变成了诡辩派。

蜕变为诡辩派的智者们，他们的主要技艺之一就是用前人公认为正确的观念来使人迷惑，并使人陷入矛盾。当受骗者受到迷惑时，如有可能就利用逻辑的结论，真实的或捏造的，来逼着他们得出非常谎谬的答案。这种方法决不是什么纯逻辑，而是彻底的诡辩。在此，有趣的是怪题。例如，“你停止打你的父亲了吗？”“你脱掉你的角吗？”“加上哪一颗谷粒就成为一堆谷粒？”“哪一根头发掉了就是秃子？”由此足见智者学派后期的堕落。

4.理性主义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教育

苏格拉底（公元前470—399年）生在雅典，年轻时期，他和其他雅典青年一样接受了初等教育，后来他又精通了高级数学和天文学，并成为一个杰出的运动员和城市军队成员。他还擅长雕刻艺术。时间不久，他就放弃了所有职业，专心致力于教育事业，成为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他从事教育的出发点就是要把雅典青年都培养成好公民。他认为，要完成这一教育使命，就必须有一个好的社会环境；教育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如果教育成功了，国家就会强盛，反之，国家就会削弱。这样，他就把育人与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他以伦理的理性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他极力反对智者学派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教育观和道德观。他认为，思考是道德的关键。假如一个人能思考得很清楚，同时在事情没完了之前一直在思考，那么，他就能发现道德，这道德不仅适用于自己，而且也适用于同一条件下的其他人。人类的头脑是通往真理的大门，对它的训练，要用清晰的、准确的、无偏见的思想方法。这种训练是社会最主要的工作。要完成这一工作，就需要教育工作去训练人们进行清晰思考，使人们知道什么是好的，并主动去做好事。一句话，教育使人善良。因为教师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所以，他把教师放在建立美好社会的中心地位。

在他教学的课程表上，伦理学被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他正是从伦理的理性主义出发，才大胆地提出：“能思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哲学命题，对智者学派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哲学命题给以矫正和补充。

他还认为，知识的本质存在干概念思维之中。这样他就把知识与道德等同起来，认为道德就是知识，道德由教育而来，德育与智育在教育的实践中合二为一。他这种教育思想仍带有奴隶主阶级的偏见。在他看来，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美德，才配受教育。这样，他就把教育视为培养奴隶主贵族统治人才的工具。他就是按照自己的这一教育原则，收徒讲学的。

他的教学场所不是固定的，有时在体育场、市场或街道上，有时在户外。他采用的教学方法也与众不同。他采用谈话问答的方法，教学生获得他认为是真实的知识。例如，他向学生提出什么是“正义”的问题，然后让学生用具体事例说明自己对“正义”的理解。接着他用反诘的方法，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并承认自己论点的错误。就这样，通过师生一问一答的方式，最后让学生得出老师认为正确的“正义”这一概念的定义。

这种谈话问答法被称之为“产婆术”，意思是说，教师不直接得出结论，而是引导学生自己得出结论，教师只是起个知识助产婆的作用。这种类似启发式的教学方法，虽然有利于激发学生积极思考，活跃学习空气，然而，他这种方法却是片面的，主观的，教师没有引导学生在观察实际现象或阅读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去进行答辩，而往往在师生之间进行类似诡辩的游戏，这不仅不能使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化，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往往使学生的思想更加混乱。

他为了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苦于思考，勤于钻研，不达目的，不寝不食。例如，有一天早晨，他全神贯注地思考一个他要解决的问题，站在那里一点也不动，直到中午才被人注意。人们知道他这个怪习性，没有去打扰他，让他继续思考。天黑了，有几个爱奥尼亚人出于好奇，把他们的行李搬来，睡在露天里，看他能不能站一夜。他一直站到第二天早晨，才把问题解决。于是，他高高兴兴地向太阳做了祈祷，然后走开。

苏格拉底是反对民主政治的。他培育的学生也大都成了贵族寡头政治的参与者和卫道士，因而他遭到民主政治势力的迫害。

他的学生柏拉图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拓的教育事业。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是雅典人，出身于贵族家庭。他年轻时虽然对哲学、诗歌和悲剧很感兴趣，但他的志向却是政治。在雅典，要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必须具备高超的辩才。当时苏格拉底是最擅长辩术的名师。于是柏拉图就投到苏格拉底的门下。

苏格拉底很会做戏，他见这位出身高贵的青年来拜自己为师，感到十分荣耀，便胡诌道：“我昨夜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一只天鹅飞来，停在我的膝盖上。这是一只美丽的小天鹅，羽毛虽然还未丰满，翅膀也未长全，但是，这只小天鹅落到我膝盖上之后，羽毛和翅膀很快就长好了，然后展翅飞上兰天，而且唱着优美的歌曲。我刚才还在沉思，这个梦显然是神给我的预言，而我却一直想不出神的预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在这个预言已变成现实，小天鹅就是公子。你来我这里学习，一定出类拨革，不久定会飞黄腾达”。柏拉图听了老师的奉承之言，当然乐不可支。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得意门生，他对苏格拉底那一套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伦理说教，心领神会。但他并未停留在老师的思想水平上，而是在老师的思想基础上，去建筑更加宏伟的理论大厦。他经过多年的经营，不仅建立起以“理念”和“认识是灵魂的回忆”为基石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而且还提出了政治的理性主义思想。

柏拉图作为奴隶主贵族政治的卫道士，也象老师苏格拉底一样，把恢复奴隶主贵族政治的希望，寄托在对青年人的教育上。他认为教育是熔炼和塑人的工具，可以造就出各种类型的人。于是，他在政治上一再遭受挫折之后，就把研究方向转到教育理论和教学实践上。

他的教育思想是在哲学唯主义和政治理性主义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并主要体现在他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两部著作中。

柏拉图在教育与政治关系问题上，主张教育由国家来负责，受国家的严密控制。从这点出发，他进一步提出取消家庭和实行儿童公育的思想。

在学前儿童教育方面，柏拉图认为开始得越早越好，甚至提出了胎教问题。婴儿期的教育，他主张通过环境的影响和感染来完成。为此，国家应特别重视摇篮曲和儿歌对婴儿的教育影响。他还认为游戏在儿童生活中的教育作用是很大的。

在普通教育方面，柏拉图认为七岁至十七岁的男女儿童和少年都要受普通教育。学习内容以初步的阅读、写字、计算和音乐为主。此外，还要进行体操、骑马、射箭等体育训练。这一阶段主要是对学生进行情感的教育，以便形成学生的节制美德。当这一阶段结束时，学校要把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子弟培养成顺从的劳动者。

在高等教育方面，柏拉图认为十七至二十岁的青年，要接受两年的军事教育。这一阶段是意志教育的时期，只有奴隶主的子弟才能步入这类学校。青年学生主要接受军事训练。此外，还要学习与军事教育密切相关的“四艺”：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理论。这“四艺”是柏拉图提出和确立的。军事训练期满后，被判定为是军人材料的大部分青年，就编人军队，并以此为终身职业。少数才智优异的青年，再受十年教育。

二十岁至三十岁，属智慧发展阶段，这时继续学习的青年除了学习“四艺”之外，还要着重研究哲学。修完这些课程外，他们大部分被分配担任政府官吏。他们中的个别人再经过十五年的锻炼和考验，成为哲学王，国家最高权力由他掌握。教育过程到此结束。可见，柏拉图的全部教育体系归宿干这个哲学王。

柏拉图为了实践自己的教育理论，他在雅典一个名叫阿加德米的园林里创办了一所学校。阿加德米原是古代希腊的一位英雄，这座园林就是为了纪念这位英雄而建造的。由于战乱时期园林荒废，柏拉图才得以利用此地办学，并用这位英雄的名字命名，叫阿加德米学园。

柏拉图在阿加德米学园里教学四十年之久。学园大门上高悬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的告示牌。由此可以推断，柏拉图这所学校的学生年龄大于修辞学校的学生。如果说修辞学校的教育相当于后世的中学一大学的程度，那么，柏拉图这所学校就相当于大学——研究生院了。

柏拉图既是个教育理论家，又是个教育实践家，尽管他那唯心主义的等级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很坏影响，但他那有关幼儿教育和提倡女子教育的思想，以及他确定的“四艺”，还是应当给以肯定的。

5.自然主义与亚里斯多德的教育

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柏拉图的学生，他在科学和哲学各个领域都取得巨大成就，是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上也颇有建树。

在政治观上，亚里斯多德是奴隶制的坚决拥护者，只不过他动摇于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在哲学上，他动摇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但最终倾向于唯心主义。这就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政治和哲学基础。

日本扩张，明治维新，甲午海战，卢沟桥事变，珍珠港事变，战后复苏，广场协定，中国的扩张，清朝末期，军阀混战，国土萎缩，解放战争，改革开放，经济扩张，俄罗斯，共产主义，苏联，珍宝岛事件，解体，经济衰落，军事强国，美国一直在扩张，直到朝鲜战争，然后是经济扩张，只有当中国起来，美国的科技经济开始相对萎缩，但是金融资本依然相当强大，实体经济下滑，金融市场却在扩张，不断上涨的美股就是证明，朝鲜韩国越南自古就不是中心，当中国强势的时候就加入中国，当时机成熟就自立为王，一种文化，一种力量，一种扩张，当印度越南想要扩张的时候全被击退，文化使然，天意使然，每个国家都有强盛扩张期，也有低潮起，内部腐化堕落就会被取代，明朝就是如此，美国文化兴盛了几百年，西方的代表，国家命运，欧洲也很难成为一个中心，欧洲倾向分离而不是聚合，英国兴盛了几百年，然后有回到原来的地方，地域扩张，文化扩张，经济扩张，政治扩张